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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强力出手宏观调控加快市场出清

  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,过去40年间,面对多轮经济波动,中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进行干预。除了4万亿为代表的积极的财政政策,最值得总结的调控办法是主动管理,通过行政手段消灭过剩产能,限制新进投资,加快产能出清,缩短调整周期,从而避免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。

  由于行政干预比较生硬,可以采取政府与企业及早协商、订立企业“生前遗嘱”的方式,议定产能过剩时政府将以何种形式干预退出,这可以列入下一步改革的方向。

  总结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,需要把握一个关键的地方,那就是既要指出过去40年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机制问题,分析仍然需要改革的地方;也要客观分析过去40年中国在努力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一些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,这些经验与许多发达经济体有所不同,属于中国自己的实践心得,应该总结提高到理论层面。

  上篇文章提到,积极帮助企业进入市场,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经验,本文将论述改革开放40年第二个经济学方面可以总结的经验,就是宏观调控。

  只要是市场经济,就会有经济波动,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。尤其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的那段时期,市场波动的幅度和频率非常惊人。最近我梳理历史资料发现,当时平均每7到8年就有一次周期性的阵痛。特别有意思的是,几乎每一次宏观经济的巨幅波动都是金融危机带来的。

 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,马克思写作了《资本论》,得出了早期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可持续的基本结论。也是因为这种巨大的经济波动,才催生了凯恩斯的《通论》,让他得出了政府必须干预经济的结论。而他认为,政府干预的主要手段是积极的财政政策。在他看来,货币政策上,政府通过扩大货币发行,最终将使得利率走低为零,而且零利率是利率的下线,但即便是零利率,企业家也不愿意借钱投资,这其实预言了日本在很长时期内所处的困境。当然,马克思和凯恩斯都没能看到今天中国经济的实践,中国过去40年以自己的方式交上了如何应对市场经济波动的答卷。

  中国经济过去40年以来,也经历了好几轮重大的波动。在经济波动过程中,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。这些措施主要有两大类。

  积极的财政政策,并非中国原创,其他的国家也实行过,但中国与其他国家略有不同的是政府控制项目审批和立项的权力。最典型的就是2008年底到2011年所实行的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。

  对于4万亿,学术界的观点比较分歧,大部分的学者认为4万亿不太合时宜,带来了一系列的副作用。我始终认为,4万亿计划总体上讲是对的,因为要把这一决策放到当时的情形下来评判才合理。在2008年底的大形势下,没有人能够完全判断清楚国际金融危机将以什么形式、以多大的破坏力影响中国经济。4万亿计划分两年实行,每年的财政扩张力度约为GDP的7.5%,与金融危机前外贸顺差基本相当,初衷是应对国际贸易全军覆没的最坏可能,客观上讲起到了稳定军心,包括国际市场军心的李稻葵为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(CCWE)主任。作用。那几年,我参加了许多国际会议,包括达沃斯论坛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、华尔街等方面组织的会议,国际社会的反应非常积极,许多企业家、学者叹息自己的国家也应该如此但是做不到。如果说存在缺憾的线万亿退出的时机晚了一点,到2009年末,国内外经济已经出现了V型反弹,这时候4万亿的政策就应该及时退出了,更不应该通过银行扩大化了。我一直认为,与4万亿的推出是否合理相比,更大的缺憾是当时决策者过于保守,没有利用好国际金融危机的大好时机,在国际金融界进行一些有前瞻性的长远战略布局,如果那个时候中国能够入股一些主要的国际金融机构,那么今天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态势就完全不一样了,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也会更加积极主动。

  改革开放40年以来,宏观调控最主要的任务是应对产能过快扩张、投资的过快膨胀,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恶果。在这方面,中国的经济实践是最独特的,也最值得总结。

  当投资、产能扩张过快的时候,一般来讲,市场会出现产能过剩,产品价格会下降,通货紧缩会出现,失业率会上升。这种情况下,传统市场经济国家要不然会采取财政扩张的措施,人为地扩大内需来稳定市场;要不然袖手旁观,等待那些前期过多过早投资的机构或个人寻求破产保护,完成市场出清。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,许多国家决策和执行财政刺激政策往往太慢,等经济周期过了以后,它才发力,另外,财政扩张政策用多了以后,往往会挤出一些私人的投资。而袖手旁观,等待市场出清,过程又来得太慢,导致市场陷入长期的非常痛苦的低靡。

  中国在这方面的经验特别值得总结。从上个世纪末到2003年,以及最近几年,每一轮产能过剩的时候,中央政府采取的措施都是主动求变,强力要求相关产业消灭过剩产能。上个世纪末,主管经济工作的总理直接下达命令,要求纺织、机电等行业消灭产能,最有名的是纺织行业的压锭限产。2003年,当基础产业扩张过快的时候,政府明令不许新的企业投资,因此导致了铁本事件这样令人惋惜的案例,那就是政府直接出手,不允许私人投资者进入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,尽管私人投资者反复声称责任自负。而最近一轮的去产能中,政府更是直接要求钢铁、煤炭、电解铝等行业强制性地退出产能。这些政策客观上加快了产能的调整,缩短了经济调整的周期。

  为什么这些调控政策比自由市场经济的政策更有利于经济呢?其原因正如马克思和凯恩斯所分析的,投资者并非完全理性,有凯恩斯所称的动物精神。即便是理性的投资者,出于理性考虑,也愿意拖延,等待最后的结果。当产能过剩出现的时候,投资者往往会守株待兔,保守地等待,他们相信市场未来会好转,有时也过分乐观地认为自己的企业比别人的企业效率更高,愿意死扛。而这种单个企业愿意死扛的行为,叠加起来,在宏观上具有放大效应,这就导致了市场最后出清时间的拖延,拉长了宏观经济周期,从而造成宏观经济层面的低效率。

  从另一个角度来总结这个经验就是,改革开放40年以来,中国政府在积极地干预宏观经济,尤其是当宏观经济出现过分扩张、产能过剩的时候,政府会直接采取行政手段,消灭过剩产能。这种政策在很多人看来是违反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,但是他们并没有看到,市场经济本身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。在这个问题上,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经验,不仅适用于发展中的经济体,对发达经济体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

  当然,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办法也是可以改进的。具体说来,可以在企业进入一些产业的时候,就设定一些前置条件,好比设立“生前遗嘱”,政府和企业通过协商讲清楚,如果出现了产能过剩,政府将以什么形式干预退出。这种事前预嘱的方式,既可以适当地减少企业过分进入的问题,也能够减少事后处置产能过剩的痛苦,更可以让企业拿出一定的投资资金作为保证金,用于安置企业退出之后失业的工人,这应该是下一步改革的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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